Monday, September 25, 2006

內地多網絡順民

內地多網絡順民

  研究中國互聯網管制的華東某大學教授,不久前在港演說,上周筆者在本欄談了這位公共管理學者對中國互聯網管制的政策的看法,本周則看看在管制中不同角色的不同行動邏輯、原因。

  在中國內地,管制互聯網是一場大群戲,每個單位均扮演一個角色:主導的是中央政府,執行的是部門與地方政府,進行業務上管制的企業等機構是做協作的角色,自律與相互監視的網民則是參與者;由於這個角色相互配合的關係,中國互聯網管制的成本遠低於很多人所想像的,以這麼大的國家和網民人口來說,效率是奇高。但主導的中央政府,到底為何要進行管制?

  教授提出的第一點是「全能國家的治理慣性」,包括對權力效用的高度迷戀,自以為一定能管好和對民間自治的普遍懷疑、認為不去管就一定亂;這聽來真有點「仁君」的傳統味道。第二點,是「主義國家」走向開放的合法性困局,由於資訊市場多元化,主義灌輸和政績宣傳效果並不如前,因此令政府焦慮不安,當局唯有出手壟斷資訊和管制輿論。

  第三個理由是互聯網的輻射能力實在太強,正面挑戰穩定高於一切的觀念;加上天生恐懼民眾組織和懷疑外來、異見或敵對力量插手,令政府覺得不可不管。而內地網民中的道德民兵,三番四次下網絡江湖追殺令,自命大俠要抽出網中敗類,實情往往是對弱者展開快感衝鋒,例如最近的「中國暴發戶」之「慾望上海」網誌引發的浪潮,連上海社會科學院教授都發表網誌文章〈網路追逐流氓老外〉,呼籲網民在國慶節前將自稱曾玩弄大量中國女性的「辱華老外」逐出中國,但原來這個網誌是個惡作劇,是一群行動藝術家作為測試中國網民的反應,「調查現代中國到底改變了多少」。

  教授提出的第四個理由比較特別:「在衝突狀態下,決策者通過公開惡化自己的選擇權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是一種以退為進的博弈策略,「適當地節制民主化的心理預期」;相反地,執政者缺乏從善如流的量度,面子觀不容對批評讓步,寧可先打壓再改正。

  在部門與地方政府的角色層面,為了表達政治效忠,有必要與中央保持行動一致甚至更落力,這樣更可保仕途平安,亦有可能利用市場資訊發布不公平甚至對違規者的處罰,從中獲得利益。

自律封口

  在中國互聯網管制中往往最受批評的網絡企業,在「雙重高壓」下就範,自我審查:一邊是中國巨大市場的誘惑,投資者與股東的壓力;另一邊是政府依法施行的威權和警告。在這情形下,中外企業也沒大分別;據一個大型港資內地入門網站的首席執行官說:「我們有百多人每天在監控網上不良信息,每天大約刪除總發帖量的三成,總圖片量的兩成左右。」而在谷歌(Google)中國版搜尋「六四」,找到的是一九六四的資料。

  即使在網民角色層次,也以順從為主流。就算外地政府、傳媒怎看不過眼,但事實上在很多中國網民眼中,當下的互聯網仍是自由的。始終自由與否是相對的,而對管制最反感的,多是較崇尚自由的知識精英階層。但中國網民主流卻根據政治認同而普遍支持管制,至少表面如是─他們政治冷漠地不願介入,謹慎自覺地自律,不越雷池半步;聽說中國網民大概都清楚界線在哪裏,例如有關六四、法輪功、分裂國家、批評現今國家領導人的話,絕對不可說,但有些話在地區上可與不可的分野都頗大,界線在哪也不清楚。有一個比喻,反日軍國主義當然可以,但「太多人」示威就不可以了。

  教授也分析了角色行為邏輯背後的政治文化,首先是政府的父愛專制心態,執政者下面的都是「子民」,加上革命鬥爭的傳統,還有人認為「一小撮人別有用心,而多數群眾不明真相」;但最要命的是公民意識薄弱,個人自律,大多數的沉默,令中國互聯網的萬里長城是建在網民心中的。

打擦邊球

  教授在演講中也曾扮演「為當局辯護」的角色,指政府尋求主流人群的支持,領導人對近幾十年來的群眾「失控」事件記憶猶新,加上管治大國之難,中國政府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結論是「不必太悲觀」,網絡媒體仍會以「擦邊球」的邊緣突破方式,開拓多點表達空間;政府以法律規範網民行為的副作用,是同時為自己行為規範立下了標準,民間依法或以法維權抗爭會不斷出現。

  始終作為內地學者,這樣的結論是在「安全」中不失勇氣,對於關注中國互聯網管制的人士,了解多些具體政策和監管理念,比只批評譴責更積極。與其叫外國互聯網公司離場杯葛,倒不如設法讓更多中國人上網,即使在有限制下的互聯網也能令他們的自由價值觀得以成長;對香港人的啟發,就更在於能如何爭取一些中央擔心、不想給我們的東西,像民主政治發展。教授引用詩句:「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200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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