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17, 2013

就《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發言


主席,我今天就2013年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發言。討論財政預算案,我們可以從大數開始看。社會各界都對財政預算案批評甚多,覺得很多重要的政策都做唔到,無做到,但更加驚人的是,財政司司長自己在預算案指出,由1997/982013/14年度,政府開支由接近2,000億元增加至超過4,400億元,升幅已經超過一倍,而經常性開支就由1,500億元增加至2,900多億元,增幅亦接近一倍。

這即是,從大數看起,政府每年花的錢越來越多,而且同期本地生只增加了六成,即政府開支遠遠跑贏GDP,再加上,政府不願意增加經常性開支,特別是投資於香港長遠經濟和業發展、改善教育和人才培訓,和處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等,一拖再拖,再加上由上屆政府已經開始只顧派糖,曾司長在上屆政府至今六年任期,派糖式一次過措施的開支已經超過2,100億元,今年都再花了330億元。

一年三百多億元是多少,相比之下,由1999年撥款成立的創新科技基金,只有50億,嘩,當年已經是皇恩浩蕩,至今總撥款都只有六十多億,是一年派糖的五分之一,這樣的投資理財方法,不看數字由自可,一看就令人無法不質疑這種理財哲學。

當然,我們都可以明白,一環扣一環,這問題是因為慣性「狼來了」,年年錯估財政收入,以為這樣就是「審慎理財、量入為出」,每年平均多收超過550億元,變成慣性有入無出,令部門不能制定任何更有前瞻性的政策,結果香港就變成對未來不投資,不規劃,只派糖,見步行步,行入死路一條。

所以,我們今年面對的財政預算案,是個「百無」預算案。第一個無,是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預算案話就話「推經濟增就業」,但缺乏長遠方位和實際措施,實際只是將個波交俾經濟發展委員會,收買時間,但香港還有幾多時間出賣呢?

連田北俊議員剛才發言也,今天世界上最賺錢的行業有四個,他提的第一個就是科技,其他才是金融、地和能源。做生意你唔信莫乃光,我都一定信田北俊啦!我們要求政府為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訂定發展政策,無。 梁振英在選舉時承諾成立科技及通訊局和文化局,當時在未當選時也不是不要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前搞得掂先算數嘛,也沒有要和副司長建議捆綁先算數呀,但現在就賴上屆立法會不能通過,又不肯分析推行,就連動諮詢匯聚民意都費事。

沒有局,那麼先具體投放資源吧。梁振英亦曾在選舉時承諾增加政府對研究及開發的投資增加至香港本地生0.8%,但就任後這個承諾又連影都無,只是對六所大學的技術轉移部門提供三年最多一千二百萬的資助,但這又一次是藥石亂投,完全沒有對研究結果轉移和商品化的問題對症下藥。例如,香港的工商業界一直要求政府以政策支持和鼓勵投資研發,梁振英的另一個選舉承諾,是企業研發資金雙倍扣,現在又變成了另一個消失的承諾。

承諾可以消失,原來局長、特首,甚至整個行政會議,都可以消失的。我是在講根據程序,審批和發出新的免費電視服務牌照這件事,過程已經過了千幾日,局長、特首和行政會議都不見了,只剩下一部錄音機。橫睇掂睇,市民、業界、政府和整個香港,全部都輸。

另外,在教育政策方面,又一個梁振英的消失的承諾:「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又變成開個委員會再傾,但就連時間表都無。如果學生咁樣交功課,你話老師會不會收貨?應做沒做,唔知做乜又做喎,就是向特區政府獎學基金額外注資四億八千萬元,資助「本地傑出學生入讀海外知名大學的學位或師資培訓課程」,預期每年有20個名額,受惠同學要回港擔任教師至少兩年。

很多人都覺得這項措施非常「騎呢」。為甚麼?近5億大元,每年只協助20人,對教育界杯水車薪,花費不到位,因有資格進入最知名大學的尖子學生,本身已有較多機會拿到獎學金。如果這筆錢是協助清貧學生到海外攻讀香港沒有的科目,我會非常支持。不過,如果這樣亂花4.8億,我寧願政府正正經經地增加本地大學學位、資助免費幼兒教育、增聘老師,而非花天價培訓少數人入行;這樣,優質人才便會自動入行。

主席,我有位朋友在政府推出這個沒有願景的財政預算案後,發了一個電郵給我,:「香港在教育落後於新加坡,在社會創意發展落後於台灣,在前瞻思考也落後於韓國。十年前,女總統在韓國當選,可能還是難以想像。香港不單在政治方面,在所有地方到不斷墮後於各亞洲小龍。」的確,南韓過去十多年,從投資網絡基建,至電子遊戲業,無線應用,以至到電子品今天可謂雄霸一方,超日趕美,相反,香港雖然上網滲透率可以拍得住南韓,但創新業發展依然單一化,最多是金融加地。這十年,可以是香港消失的十年。對政府在研發資源和政策的投入,推動創新科技業,剛才發言的林健鋒議員亦如是;如果話搞科研只有我莫乃光這樣,你們可能不相信,但你都要信林健鋒啦!

人才和人力資源的規劃和穩定的供應,當然是任何經濟體系發展的最重要部分,這句話人人都識得講。不過,上星期日我在報紙看到,有資訊科技畢業生要轉行,話加薪速度不快,得2-4%,但無幾耐之前,我們由見到有人力資源顧問報告IT人轉工可以閒閒加人工一成以上,但係僱主仍然是多年來面對請唔到人,大學資訊科技和工程入學的質和量都出現嚴重問題,這麼多的問題代表什麼?好明顯是人力資源錯配甚至斷層,並且教育從小學、中學開始的電腦和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課程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同全世界最重視的趨勢,即是重視IT、重視在學校教年輕人寫電腦程式這迎合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可是背道而馳。

主席,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經出現問題。我剛才提到,我們的創新科技和資訊科技行業的人才荒,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問題源頭之一在於政府的教育政策,正是中學文憑試制度的副作用,令到部分學校取消電腦即是ICT科目,就算留低有開這科的學校,選讀的同學都越來越少,因為學校讓學生選修的科目的數目也降低至兩科,以前是成績好的理科生選讀電腦科,現在只剩下一班幾個人。昨晚我同學民思潮黃之鋒同學吃晚飯,他也向我證實了這個情況,還告訴我,中四電腦科還在教用ExcelPowerpoint,你話是不是趕客?選修電腦科的人數的下降,這些數目在教育局的數據可以清楚看到,教育局會否認為這是個問題?會怎樣處理?中學文憑制度,對我們行業和大學資訊科技學系的收生,和對香港未來重要新興業的人力資源供應,可謂未見其利,已見其害。

主席,我想向財政司司長講一句,如果有些政策是未經深思熟慮,現在先臨崖勒馬,不是面子或者政治的問題,其實反而是可以顯示你聽到意見,從善如流。我這樣,是不想我們就在這裡批評,司長和局長們就坐著聽,結果一樣。其實,是不用這樣的。

或許唯一財政預算案稍為令人滿意的,是環境方面的政策,可能其中一個重要分別,是環境政策方面政府反而是願意定出指標,向前進步。早兩個星期我和十多位議員聯同局長和其他政府在環境方面的官員訪問南韓,我們看到人家能實施不少必定具爭議的政策,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他們有民主制度,政府施政有認受性,這方面以香港現時的政制,不幸可能已經是個死症,但至少政府對施政有多大的決心,在各種政策上,政府自己能否以身作則?

我就在環境政策方面舉出一個小例子。我們這次在首爾參觀了一個地盤,他們向我們展示他們怎樣利用BIM,即是建築資訊模型科技,用以避免建築錯誤和浪費建築物料,從而減少建築廢料,由源頭減廢。我回來後同業界分享,他們當中一位反而對我,幾年前是他本人到南韓向這家公司介紹這種技術,結果香港的政府部門應用停滯不前,正是教曉徒弟無師父。這不只是環境政策,相關執行卻在發展局。香港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互不協調,少做不錯,令人擔心,香港再有什麼好東西,買少見少,再過幾年都會逐一消失。

最後,我們緊張政府施政不善,問題源頭還是政府缺乏認受性,因為認受性不是你叫人收聲唔講,假和諧就可以達到的。很多市民都覺得香港越來越亂,社會耗,政府似乎想利用這情況惡化,來陷泛民於不義,你以為這樣是能騙得到香港人嗎?

主席,最近全香港最聲大夾惡的,就是那群「愛」字頭的彩虹戰隊,他們每次變身出場,必定宣稱他們支持特首,支持政府,但用的手法全是破壞、擾亂,用盡各種語言暴力。我好想知道,政府以至梁振英本人,是否認同這些他自己的支持者的暴力手法?再一次,梁振英不見了。於是,政制及地事務局,都消失了。財政預算案之中,只留730萬做政制諮詢。

普選出來的特首,就對唔可以置市民的訴求之不顧,所以要香港穩步向前,就必須要有普選,雖然好多香港人以為民主不是最迫切,不是最重要,但事實正好相反。而我地最終都要為市民爭取屬於大家的一人一票,簡單而純粹的真普選。

主席,我謹此陳辭。

Thursday, April 11, 2013

信報 政在生活《莫論高深 ── 莫乃光》


信報 政在生活
莫論高深 ── 莫乃光

走進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的辦公室,抬頭見一幅色彩斑斕的版畫「擲鞋者」,畫家朋友方蘇送的,莫乃光喜歡作品濃烈的人民醒覺抵抗強權含意。

他是泛民主派27名立法會議員之一,與元老輩的司徒華、李柱銘相識於微時,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民主人權、普及平等,對他來說是一字般淺的價值觀,不必扮高深,就像網絡安全,很多人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莫乃光上月招呼母校北角衛理小學的師生參觀立法會大樓,師弟妹們人細鬼大,甚為關心他工資、工時,老師則有興趣二次創作的法律規定。莫乃光簡介香港政制發展時,問小學生們班長選舉有無預選、篩選,他們說:「無!」

真普選聯盟上周日舉行公開座談會,幾位泛民人士輪流發言,莫乃光打頭陣,用一個簡單的「小明選班長」故事,講一個顯淺的普及平等道理。一群「支持政府的網民」踩場叫囂,打斷他的講話,最終座談會腰斬,踩場者洋洋得意地離開,其中一人意猶未盡地向記者說:「我讀小學時,老師指定誰當班長,誰就是班長。」

莫乃光不以為然,「好不幸,他就讀這樣的小學。」近期,京官與打手們說了一大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b)、選舉權普及而平等但不包括提名和被選權、機構提名而非個人提名,艱澀複雜──說穿了,是預告將來有條件普選特首,莫乃光認為,「何必簡單複雜化,無論選特首、選班長,全世界基本原則一樣。」

惰性比病毒更難對付

泛民議員近來收到較多病毒電郵或偽冒電郵,每逢選舉期間或「有事」的日子便會這樣。莫乃光自發地開班授課,教育泛民同事們網絡安全常識。他認為,網絡安全亦沒有深奧道理,人人皆能自保,基本動作是電郵賬戶雙重認證、不隨便開啟檔案,「2007年陳方安生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我幫她的競選辦搞IT,全部電腦是新買的,但兩三天便中毒。網絡安全的關鍵在於『接觸』,若非接觸到不應接觸的東西,怎會出事?像safe sex。」不必把網絡安全想像得太神化,「例如電腦內資料被竊,可能只是因為你無妥善保管電腦,間諜開啟了,簡單地用隻『手指』下載你的檔案而已。」

最難對付不是病毒,而是人的惰性。去年內地民運人士李旺陽疑似「被自殺」,支聯會委託澳洲法醫研究他的死因官方報告,「(支聯會秘書)何俊仁的電腦中毒,好緊張,決心加強網絡安全;但事情過後便鬆懈,只有三分鐘熱度。好像一個人今天喉嚨痛得不尋常,怕患癌,驚慌起來,決定明天找醫生詳細檢查;但到了明天痛楚消失了,便當無事發生。」

泛民忽視選民分析

莫乃光在美國生活了12年,特別注意到美國總統參選人花大量資源蒐集和分析選民資料,「mircotargeting,了解選民的背景、捐錢給誰、居住社區等等。」在香港,泛民從政者長期忽視這方面的工作,「若說資源比建制派少,只是藉口。有次一位候選人叫我幫忙廣發訊息,他問我,有沒有其選區所有選民的電話號碼,我十分詫異,這些資料不是應該他平時收集的嗎?這些資料要不停收集,要persistent,我的IT選民聯絡方法,也是積聚得來的。」

他勤於耕耘Facebook、Twitter、微博、LinkedIn、Blog,漁翁撒網式接觸選民與群眾,包括內地人民。他說,「我的Facebook有八千朋友,微博七萬粉絲,以前在微博可以放紀念六四活動照片,只要不加上文字,近年這類照片被刪除,收緊了。我想過擦邊球,繼續放這類照片博刪除,但無意思,倒不如放香港時事和評論,使內地人民了解香港人的想法。」不硬碰,此路不通,另闢天地。

莫乃光是今屆立法會新人,由一個IT打工仔循序漸進式涉足政治,若翻舊賬,他應該屬於「與中央對抗」類別。1989年他二十多歲,與無數同輩人一樣受到六四事件衝擊至深,其時他在美國生活,組織美國香港華人聯會,司徒華、李柱銘、朱耀明遠道而來,探訪這些海外支援國內民運人士組織,結下不解之緣。

他在美國的工作「悶悶哋」,1994年回流香港,加入于品海旗下智才企業負責IT部門,是香港第一代IT達人。負責打擊毒品、不雅物品的政府官員向他請教IT疑難,「我『扮代表』與官方打交道,不想政府立法過分規管資訊流通;後來,政府察覺諮詢委員會多數邀請醫生、律師、商人擔任委員,何不委任一個IT人?於是我開始做公職例如消委會,可以說,我從政是先入建制。」

公餘,他為民主黨楊森、單仲偕助選,認識的政治人與事愈多,投入愈多,自自然然走上從政路。1998年起連續四屆當選特首選舉委員會IT界委員,其中2006年「小小超」李澤楷拉攏他組隊參選,主張2012年雙普選,惹人注目。

介乎政黨與獨行俠

2008年莫乃光首次參加立法會(資訊科技界)選舉,李澤楷幫忙拉票,莫輸了;四年後再選,李無幫忙拉票,莫贏了。他強調兩者無關係,至於李是否一直出錢出力扶持他,他說﹕「如果我有像他一樣財力,個個政黨我都捐錢支持。」

2008年他以35票之差落敗,提出選舉呈請,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代表他,要求法庭推翻選舉結果,原審輸,上訴贏,峰迴路轉,四年後終審法院裁定他敗訴。

他笑說﹕「李柱銘煽動我囉,總是說走到這一步不能放棄,『有得打』!」莫乃光為這挫折賠上數百萬元「學費」。

去年他當選IT界立法會議員,一廂情願要成為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正或副主席,統統落空後,一時氣結在Facebook指責委員會主席黃毓民「與建制派聯手阻止我當選,反映一種為政治犧牲IT業界和公眾利益的風氣」。他回顧半年前這件事﹕「有人說,當時我輸了便哭喪着臉。新人嘛,喜怒形於色。現在遇見毓民也有打招呼。」

他與梁繼昌同屬公共專業聯盟,介乎政黨與獨行俠之間,要站在恰到好處的位置廣結人緣,着實是一門比網絡安全高深得多的學問。

個人檔案

莫乃光(Charles Peter Mok),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香港互聯網協會創辦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委員會成員,數碼21策略諮詢委員會成員。曾任公職包括消費者委員會委員、醫院管理局成員、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等。1964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1982年)、美國普度大學電腦及電機工程學士(1985年)及電機工程碩士(1987年)。

採訪:林祺娟、梁家欣 撰文:梁家欣

編輯:周紀邦 版面設定:賴永源

Sunday, April 07, 2013

今天在真普選聯盟的研討會被中斷的發言

在今午真普選聯盟舉辦的研討會,愛港力量來攪事叫囂,我代表公共專業聯盟的發言被中斷後勉強繼續,但與會者其實不能聽,結果在我之後的蔡耀昌發言再被中斷後,研討會不能繼續,我們只好腰斬。這些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讓他們任意妄為?

以下是我的發言:

小明除了常常上深圳和廣州,還要上學,今年上小三,但不是小三。今年選班長,也不是沒有選過班長,也從來沒有人問選班長有沒有普世價值,但今年班主任引入篩選機制,一陣又說預選,搞到誰也不明白,還要先選個提名委員會,再選班長;又說,不愛校愛班的,不可以做班長。

同學們說,為什麼這樣選班長?校規哪裡這樣說的?班主任就說要提交校董會釋法。昨天,連前校董吳康民老師都出聲:「唔係3A班想選乜就選乜,校監都有選舉權!」

那天晚上,小明發惡夢,夢見媽媽明師奶說:「唔係小明想娶邊個就邊個,阿媽都有娶心抱權!」

其實,普選道理好簡單,一人一票,公平投票權和參選權。中心已經有不任命的權力,還想要什麼屈機大權?

早兩星期,幾十位小學同學來立法會參觀,我問他們,選班長有沒有篩選?他們答得很快:無!

大人的世界是否要搞得這麼複雜,目的要保護誰?[中斷]

不只是小明,今晚我們這裡的人可能都會發惡夢。自稱支持政府的人來公民聚會搗亂,不是你們說的公民抗命。

上星期我們一班立法會議員去了南韓首爾,這國家剛選舉總統,北韓有不斷威嚇開戰,但出奇地平靜,不似今天這裡這麼亂。我們去考察的環保問題今日不談,但我們問南韓的主人家們,為什麼他們能通過不受歡迎的法例?是因為南韓人愛國?他們無論是政府人員和非政府組織朋友都說是,但再想一想,他們有補充。

他們補充,是民主。政府和總統是他們選出來的,結果不是說好聽的話的人就選上,選上是要負責任的,民粹的其實不一定選上,相反選上的像李明博其實都來自商界。講示威,誰及得上南韓的激烈?但結果相反,說亂,幾時輪到南韓?

最近,中國熱烈討論「中國夢」。什麼是中國夢?如果你問我,我的中國夢當然是有自由民主人權的民主中國。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講的中國夢,似乎是為了壓抑和抵抗個人權利,搬出國家富強就大家都好的夢。他們的研究員說:「個人夢的實現是以整個國家的發展惠轉移的。」但事實上,利益卻持續被轉移到少數人身上。

講中國夢,其實來自上世紀初已經講的「美國夢」。美國夢是怎樣的?公平環境、公平權利、人人平等,包括選舉和被選權),每個人可為自己和下一代改善生活。美國未必做得到完美,但不會說「美國好,美國人好」,因為講了也無人信,真的話不講大家都知道。結果的事實是,只有人想移民美國,包括無數的中國人。

中國連最基本的食得安全也做不到,這個中國夢是自欺欺人,真的是發緊夢。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香港民主發展的前瞻是困難的。恐怕,沒有真民主,只有黨作主。

我們這一代,以前還以為我們自己有生之年,怎都會見得到真民主雙普選。最初心態還是以為可以等到的,現在清楚可見的,是只等是沒有結果的。我們要付出,爭取。

不同人,不同階層,可以有不同的爭取方法。但今天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普選簡單複雜化。普選像選班長,是最簡單不過的,就是一人一票,沒有被針對篩選的事。我們不要被嚇怕,因為沒什麼是不可能的,只有我們自己放棄,結果才是不可能。

最後,究竟小明和他的同學們有沒有得到一人一票選班長?他們有沒有佔領3A班房?結果,還看小明和所有同學們爭取不爭取,怎樣爭取了。

Friday, April 05, 2013

首爾Live(四):環保與民主


剛落機後在香港機場返回市區途中,先上載這文。

今天我們在首爾最後一天行程只有三個地方,首先參觀清溪川博物館,了解這個2003至2005年兩年零三個月的工程,把這條幾百年前的自然河川重新活化的歷史。原來這條河川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起,受到川旁的貧民區污染,當年的市政府為了現代化建設和交通需要,在六/七十年代把清溪川填平還在上面興建汽車天橋。

不過,四十年後,架空天橋老化,市民要決定究竟維修保留行車天橋,還是如當時首爾市長候選人李明博的建議,重新修復清溪川。結果,也是民主程序作出了決定,李明博勝出了市長選舉。不過,之後重修溪川亦非完全一帆風順,政府仍然舉辦了四千多場諮詢會,說服川旁的商戶,而在當地擺街檔維生的小商人,也舉行了大型抗議活動,最後得重置到東大門區。

今天的清溪川,清泉流水,水質連小孩戲水都可以,在環境保護上,情溪川令附近的溫度下降,減低城市溫室效應。我們議員中不少在想,香港有沒有哪裡可以這樣做?

之後,我們到訪東大門的三星建造的大型展覽中心的地盤,就是在很多香港遊客必到的東大門購物區中央那弧形建築物,本來多年前是個球場的地方。三星建造的負責人向我們介紹了南韓的廢物回收政策和他們公司的處理方法。特別令我感興趣的,是他們全面使用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科技和以ER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全面實時掌握設計至物料使用,大量利用預先製造模板,減少浪費建材和建築錯誤。

這些科技例如BIM並非新事,只是香港政府雖然有局部使用,但未有全面要求必須採用,商業建築墨守成規,這又是否時間政府要強政勵治呢?

之後我們經過了東大門區的另一個地下廚餘處理中心,這中心據說因維修不能安排我們參觀,我們只能從外面看,只見一個小公園,一個有些隱閉的地下貨車入口(入口就有點臭,但不比香港市區任何一個垃圾站差),但一切處理在地底進行,地面上的實時資料板則報告實時的空氣指標,透明地讓市民監察。

下午我們去看在仁川市的首都圈堆填區,這個堆填區遠看真的不像我們心目中的堆填區,嗅也不覺得。這大型的堆填區,規劃了四期,現在第一期已經填完,成為有三/四十米高的山丘,正改建為高爾夫球場,明年還會舉行亞太高爾夫球大賽。

始終韓國比香港大得多,這堆填區有超過2000公頃,相比香港差不多大近十倍,四期可以用到2044年,但香港的幾個堆填區已經只剩下幾年就滿了。其實香港和韓國的堆填區,用的科技都差不多,仁川的堆填區強調的「轉廢為能」(waste, but energy)和處理滲出污水都接近,但香港的住戶與堆填區的距離,的確近得多。而政府現計劃擴充現有堆填區,可說並無他法,但亦承諾只會棄置建築廢物。

行程最後在議員和政府官員上機前,大家在機場附近一家酒店開了個分享會作總結。香港必須要有整體環境政策,這大家使同意的,而徵費令廢物量下降幾成,這也是台灣、韓國的經驗,大家也是看到的,但如何達到社會共識,不要再浪費十年,在於如何提供豁免、補貼,和怎樣得到社會各階層、政黨和商界等的接受,看到韓國(甚至台灣)環保發展與民主進程掛了鉤的關係,怎不令人對香港前面的路擔心?

Thursday, April 04, 2013

首爾Live(三):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


首爾行程的第三日,首先到訪江北區循環再用分類廠,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塑膠回收問題。塑膠價值低,不如紙和金屬,取非再細分類(如透明膠樽、硬膠、膠紙、膠袋等,甚至顏色),否則更無市場。

香港政府資助仁愛堂三年一千萬(今年再續),每天處理五噸膠料(香港每年塑膠廢料數十萬噸計),相比這個首爾的設施,服務三個地區,每天處理65噸各類廢料(除塑膠外還有金屬、玻璃等),但同樣兩者的社會和教育意義更大,江北的這個廠就僱用了百多位的基層和弱能的人士。

沒有錢賺的生意,誰會去做?江北這廠原來是政府全資擁有和運作,管理和工程人員都是公務員(我們與環保署的官員說笑,立法會通過撥款香港政府設廠,他們可以去當廠長),工人從社區請,成本的六成可以回收收入取回,另外四成人工,其他的前期投資和公務員人工就不計了。回收物料出口外地和供本土工業使用。

這種回收的存在亦與生產者責任制有關,例如他們回收部分塑膠製成RDF(垃圾製成燃料)可供電廠作燃燒用,原生產商要補助回收,電廠也可用作其再生能源配額的部分(不過這燃料的排放不算清潔)。另外,韓國也有本土工業,可應用部分回收產品,香港就已經完全沒有工業,也成為問題的部分。

接著我們去參觀了南韓著名社會企業「美麗之店」(Beautiful Store),他們由二手店開始,現在已經製造自家品牌的公平貿易產品,和向海外發展,包括在韓國人聚集的城市如洛杉磯甚至中國開分店,也在越南、菲律賓等地開展工作。

美麗之店告訴我們,雖然他們的成本看似低(80%的店免租、貨物是捐來的,人手大多是包括來自企業的義工),但難就難在程序和可持續性;美國有救世軍,英國有Oxfam,南韓的美麗之店,令我最深印象是成功建立品牌。

從這些例子可看出,政府和公民社會互動合作的重要性和機會。

下午我們從首爾坐了兩小時車程,到達了世宗市,這個從無變有的政府行政城市(但不是首府)。南韓中央政府要建新都,但拗不過大企業和其他勢力,結果只能自己先搬過來,見步行步;建新都令人想起澳洲的坎培拉,不過事實上世宗仍然是個大地盤。

南韓環境部的副部長和官員與我們會面分享,再次解釋他們的政策經驗,其實政策手段不外乎經濟(棄置和製造廢物收費、補貼等)、規管(危險廢物、限制可棄置產品、包裝限制等)、合作(公私營合作、自願協議等),和教育(培養認知、培訓、經保標籤等),多管齊下,加上數十年來立法限制廢物處理,包括建築廢料、電子產品等,甚至汽車。

科技發展亦是南韓環保政策的另一工具,從堆填區的燃氣和電力生產到氣味控制,以至各種不同的堆肥科技,政策與科技發展互相帶動。對於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南韓政府官員也以「合作伙伴」相稱,接受他們的鞭策(至少對我們口上如是說)。

南韓能這樣,有心有力、肯試肯做肯錯肯改地全民去做,我相信除了因為他們的民族性和團結外,還有因為他們的危機感,圍繞他們的國家都不是朋友,甚至是敵人,他們不能靠別人,只能靠自己人,也不想再浪費他們寶貴的土地和環境資源於堆填區這些消耗上。

Wednesday, April 03, 2013

首爾Live(二):廚餘與焚化有多可怕?

今天環境局局長等多位政府官員加入了訪問團,行程主要到訪幾個環保設施,包括廚餘處理廠、焚化爐和住戶回收系統。

早上先到的松坡資源回收中心(廚餘處理廠)和午後去的麻蒲轉廢為能廠(焚化爐),兩者的名字都避免了廚餘和焚化這些負面名詞,而前者內部有些地方的氣味還不少,陣陣很重的醬油氣味,但在廠外圍還算嗅不到,並且他們連回收貨車都直接到地底「落貨」,附近居民看不到、聞不到。這裡的廚餘處理後主要產物是動物飼料,因為他們有農產業,但香港就將會生產生物燃氣。


相比下,焚化爐更貼近民居,更無味,原因很簡單,就是全封閉式,和以最先進的科技作焚化。香港計劃中的焚化設施,科技相近而比麻蒲於2009年興建可以更先進,資源轉化其實就是發電,排放也被嚴格控制。


下午我們訪問首爾Geumcheon區政府,他們向我們介紹了廢物收費及廚餘回收的系統,他們區內每天製造200噸廢物,廚餘問題特別大,尤其於2013年開始國際法禁止在海上拋棄廢物起,他們不能只依賴處理廚餘,還是要加強減少廚餘,於是引入廚餘"pay-as-you-throw"系統,簡單說,又是收費,成為減廢最大誘因。第一階段他們先向大廈住宅單位引進,下階段增加至獨立屋。主人家指出,在引入系統後兩、三個月內,廚餘已經下降了三成!

最後,局長和議員們的影相位,是我們到區內一個小區的RFID廚餘回收站,其實所謂RFID很簡單就是像八達通的一張智能卡,嘟一下,垃圾筒蓋打開,市民就可以把廚餘放入去,機器一磅重,就按量收費,資料更實時上載到伺服器上。


當地官員說,系統成功最重要是小區管理的支持,而他們也做了不少實驗,得到正面回應才全面實施。其實,這科技沒有什麼太困難或特別之處,還是為與不為之別,和韓國人民的民族性和社區的團結性。

Tuesday, April 02, 2013

首爾Live(一):初探南韓廢物管理經驗


立法會南韓考察團的第一天行程,我們早上到訪首爾市議會環境及水資源委員會會晤。南韓國家面積不大,但人口也有五千萬,雖然香港相比下更密集,但南韓其實也算是地少人多。

南韓早已發現和開始處理廢物問題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我們香港只是議而不決,直至現在問題已經不能不理,循環回收再用停滯不前,堆填區爆滿。相反,南韓1995年制定「廢者自付」(pay-as-you-throw)政策,以後回收率由2005年的21%增加至2011年的64%,還定下2020年的目標為80%。

家居廢物的問題是最難處理,市民的習慣是最難改變,南韓的經驗也如是。不過,首爾能把家居廢物生產量減至每人每日0.90公斤,相反香港仍然高達2.44公斤。主人家客氣說,可能大家計算方法不同吧。我們心中有數。

廢物處理不外三個方法:回收、焚化和堆填。首爾已經能做到66%回收、20%堆填、14%焚化。在建築廢料方面,他們更能做到97%回收,令我們經常經過將軍澳環保大道的非常羨慕。相比,在更地少的香港,堆填佔52%,回收只有48%,完全沒有焚化。

首爾市民也不是如此「順攤」,從1996年制定廢物管理計劃開始至今,政策也有鬆緊搖擺,例如初期「一區一焚化爐」,至集中一焚化爐服務多區,後來在居民壓力下又改回「一區一爐」。(不過首爾只分為四個區。)

首爾市議會指出,他們用的手法就是胡蘿蔔和棒子。一變立法(例如禁止廚餘棄置於堆填),另一方面就提供誘因:管理費、暖氣(這似我們的電費補貼,但較集中用途,可免浪費用電)等的資助,甚至給住在堆填區附近的居民補貼、多建社區設施等。錢可解決的就不是問題,南韓人不怕實驗。

這些經驗證明,要等到所有人同意才做,就等於永遠不用做了。不過,首爾的議員說,可以建議我們學習他們,邀請市民代表親自到訪海外的最先進的廢物處理設施和焚化爐,嘗試減少他們的反對。

今天下午我們與「韓國零廢運動網絡」(180個公民團體組成的民間聯盟)會面,也令我們看到南韓成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的活躍參與。相比下,香港的環保團體態度是否比較對立,例如,不改善回收,不增加堆填、不建焚化爐,結果只原地踏步。

零廢網絡的朋友更指出,南韓的環保工業也能就政策的發展而受惠,製造不少工作和機會;例如,原來政府推出「延伸生產者責任」(extended producers' responsibility)時,大企業都是反對的,結果卻為他們創造科技創新機會,反而有利出口歐美國家。

有一點公民社會的朋友提及,引起我們香港議員興趣和一陣笑聲的,是他們說韓國人愛國,所以決定了後比較團結地參與和服從,無可否認,這方面說是愛國還是民族性,他們是有優勢的。

也有香港團員問,何解南韓能通過令市民不便的法例,政客不怕再選不上嗎?答案竟然是民主,因為公民社會的朋友能團結力量,爭取政治支持;也許,換句話說(這是我想的),就是民主令韓國人懂得了參與和付出,反而更愛國?

不過,最終還是南韓肯試,肯做,肯改。香港政府就是不肯為自己定目標,不做不錯(其實最錯),也許現在才開始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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