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Mok 可圈可點

主席，今日多謝郭榮鏗議員提出的議案，讓我們可以討論「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延續。在「8．31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高票否決之後，是高票否決，不僅是不夠三分之二票數通過，這情況正好反映，泛民主派向來都是尊重和致力捍衛一國兩制，因為「8．31框架」是僭建在基本法之上的限制。

香港人講法治，不是人治，有政治權威的人，喜歡點解釋就點解釋，香港人是不接受的。香港人根據條文去理解《基本法》，向來支持一國兩制，高度自知，港人治港，但問題係，當香港人見到，中央政府拿著《基本法》舞龍咁舞，香港人反而要站起來，捍衛《基本法》、一國兩制，例如，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時解釋提委會的組成為「可參照」選委會的組成，而「可參照」當然不等於「按照」，到了2014年，人大常委會的權威理解卻變成「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之前選委會的安排，這是「僭建」、加了又加、溫水煮蛙。

《基本法》序言中清楚寫明：「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當年香港人支持、接受，甚至要保護一國兩制這個制度，骨子裡是眾多香港人不接受中國那套制度，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制度和衍生出來的社會不公義、法律不公平、制度化的貪腐，我也相信，國家方面當年、現在也一定有不少人看到香港制度的優越的地方。

一國兩制，本來源於國家想找個方法處理台灣問題。1982年1月，鄧小平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之後二十年，多次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都重複提到「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事實上，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當年目標是確保香港政府同意並且接受中國擁有主權，而中央人民政府只可以決定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是香港回歸前後，深入每一個香港人的心中的。

所以，一國兩制，本應該是「無大無細」，什麼意思？即是不應該存在一國大於兩制，也不存在兩制大於一國，這兩種說法，都只是有意挑起事端，破壞一國兩制。顯然，香港無人要破壞中國的制度，香港人見到的，卻是香港的制度，包括公平競爭、社會廉潔、經濟和言論自由等等，逐漸被內地侵蝕。因此，香港人捍衛一國兩制特別是對兩制的侵蝕，是出於一種本能的保護意識，並非有意對一國作出任何挑戰。

相反，看看今日建制派議員的修正案，顯示的不只是「一國」大於「兩制」的心態，而是偏重「一國」，漠視「兩制」。原議案內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照一國兩制的原意來實踐，也會觸動到建制派的神經，強加一些言過其實的指控。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說有人鼓吹「港獨」，但「港獨」講得最大聲的，不是那些極少數的激進派，而是時常借「港獨」都在打稻草人的左派報章，他們如獲至寶地，高舉「港獨」的旗幟，捉住中間派市民怕亂求安穩的心理，用這偽命題不斷打擊泛民。

我們一直堅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倒頭來北京仍然認為只要唔聽話的就要扣帽子。真普選是中央欠了香港人的，國家卻又提出無數偽命題，包括國家安全、愛國愛港、外國勢力干預（雖然那些外國勢力反而是叫我們袋住先的），企圖把篩選合理化，但幸好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大家放在心裡，知道要珍惜，要撐住。

主席，中央有權有勢，國家以強國自居，中央都唔信任香港人，香港人又點信中央呢？中央甚麼都要控制之內，就像政制方案和8.31框架，中央就是在明在暗都要攞到盡，是誰漠視一國兩制，顯然易見。

主席，香港政府都明確表示不會短期內重推政改，但避得一時唔避得一世，不論中央還是香港政府都是要面對這個問題，再拖下去對管治也不會有好處，亦違反「循序漸進」的原則，不想香港社會繼續撕裂，政府就應該盡快重啟政改，促請中央政府撤回8.31框架，這樣才能顯示「一國兩制」能在本地繼續實踐下去 。

本人謹此陳詞，多謝主席。

主席，我也有參加去年立法會訪問北歐三國嘅行程，考察當地在創新科技、教育、環保和公共財政等等的發展，觀摩了國會組成方式和民主進程 。

立法會今年其實不斷有機會討論發展創新及科技，同時在於業界溝通的過程之中聽到一個重要的訊息，就係發展創新科技要有清晰的藍圖、策略同埋指標先可以令投放的支援用得其所，真係收到效用而唔係做秀。

早前因為政改，我認識了一些年輕的IT界從業員，很多都非常有心、有火、有料到，在創科局的無盡辯論裡面，我一直思考嘅係，要有點樣嘅支援系統，包括政策、支援、文化同埋配套，先可以幫呢啲下一代嘅IT人係香港創造更好嘅條件，等佢地唔使即使諗到絕世好橋，都要撲去矽谷、返大陸跑，先至有機會搵到投資者，先有機會發圍。我們的著眼點，應該係香港的創新及科技未來要點樣走落去，點樣營造適合創新活動的環境、文化和政策，去培育同埋挽留香港的科技人才，甚至吸引外國的公司和人才過來生根。

講返行程，今日我的發言會集中在舊年訪問芬蘭的行程。芬蘭是全球創新力最高的國家之一，全球經濟論壇的競爭力報告上都名列前茅。芬蘭的科研投資與本地生產總值比例是大約3.8%，屬於全球前三位以內。佢地之所以能夠結合科研、優良的教育和人才、獨特的創新和科技支援，令佢地的創新力傲視全球，是政府的策略、支援和大型科技企業合力的成果，令芬蘭可以成為矽谷以外一大科技樞紐，以遊戲、綠色科技和醫療最為突出。

我們參觀了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並聽了這關機構 2013年支援創新工作的成效。Tekes負責的支援計劃幫助了本地和外地初創企業成長。一個成功的要素是這些初創企業和高等學府、科研中心之間緊密的合作和知識轉移，將創新輸出到業界創造價值。

Tekes在2013年投資科研發展方面就用咗5.77億歐元，每年的撥款額就差不多等於香港用左10-20年的”創新科技基金“50億 。而Tekes的5億歐元當中，就有五分之一屬於以股權投資或資助形式支持“年輕創新企業”(Young Innovative Companies)。芬蘭政府唔單止將創新視為經濟發展的來源，亦重視得到資助的中小企係咪可以繼續壯大得到商業上的成功、提高社會生產力，同埋大學和科研機構帶動行業創新。

香港的創新及科技其實都有好多機構同埋資助，我哋有創新及科技基金、有數碼港、科學園，而家又有越來越多商界、大學、民間計劃推動創新科技，但又有幾多資金和人才會投身科技發展？政府有沒有計算一下成效？

除此之外，Tekes和芬蘭政府類似創投基金角色的機構Finnvera一起成立的Vigo計劃，由2009年開始設立10個加速器(accelerator)，當中9個都是和科技相關，提供更多導師和資金，目的是幫助企業在兩年內由概念階段發展到獲得國際投資者的第一輪投資。

其實香港政府的投資推廣處、創新科技署都有做這些政策，但有冇一個策略是到底不同的機構之間投放的支援如何互補、擴大香港的優勢？睇到而家各政府部門、大學和科研機構等等不同環節各自做緊嘢，而政府只願意做穩陣的、以往試過的方法，唔肯冒風險，因循而效果不彰。

我提出這個觀察的原因，是因為特區政府不斷大力推銷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甚至委任了創新及科技顧問和一班專家入去督導委員會，看來是準備做一番功夫。但在特首剛剛公佈的《施政匯報》裡面，我想找一個關於『創新和科技』的專章卻找不到。有關未來香港社會經濟發展與創新科技的角色，其實並未有一套完整的策略，好似低下頭摸住石頭過河。

主席，在民主政制方面，北歐有著由議會內各黨結盟組成聯合政府的單議院制。佢地嘅國會，係可以在適當時候睇長線，唔只係關乎一屆政府、一屆議會、一年會期嘅事，而係不同政黨可以超越日常政治紛爭，為國家未來發展一起合作。

芬蘭國會下面設有一個負責進行有關未來的專題研究的『未來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Future)，裡面的成員來自不同黨派，除左回應政府就未來發展的報告，亦會主動挑選一些特定題目進行專題研究，作用係協助政府的一個議會內部智庫。

超越分歧，以事論事，不同黨派結盟甚至細小的政黨組織聯合政府，係香港的政治環境完全不可能，係因為我哋體制上政府首長一方面不用問責，甚至公然大搞政治鬥爭。

今年5月芬蘭國會大選中間黨勝出，我哋係香港難以想像這種以商議和協議體現的民主政制，否則湯家家驊議員就不用辭職，中間派就前途一片光明了。

芬蘭國會全靠政制健全沒有篩選，也沒有壓倒性的議會暴力，政黨才能就不同的議題互相妥協、互相制衡。

要做到北歐政治文化的協調、和而不同和包容並唔容易，但呢啲首先要有公平、公正的政制，要有真普選，分享權力、責任，包容小數人的意見而唔係逼佢地妥協、邊緣化佢地，社會和經濟發展才可以持續。多謝主席。

主席：

1. 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的目的，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設立、系統內資料及資訊的互通和使用，以及系統的保護等事宜引入法律框架，以加強醫護服務的連貫性。但鑑於健康資料性質敏感，大多數委員認為，必須加強對系統內所載的醫護接受者的資料的私隱保障，特別是醫護接受者在資料互通範圍方面的選擇權；醫護提供者須確保轄下的醫護人員，只在有需要知道的情況下，查閱有關資料的責任；以及醫護接受者授權他人查閱和改正系統內資料的權利等等。此外，委員認為，應該容許為醫護提供者工作的醫護人員，為了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醫護服務，而使用系統內的資料。

2. 為回應法案委員會的關注，政府當局將會對條例草案提出若干修訂，法案委員會支持這些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得知，梁家騮議員有意提出修訂，更改醫護接受者所給予的"參與同意"和"互通同意"的擬議安排。

3. 委員亦察悉，政府當局會提出一些技術性修訂，法案委員會對這些修正案並無異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已在報告內詳述。政府當局表示會在2015年7月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特區政府說，我們離開普選一步之遙，是假話，反而，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普選方案，我們就會完完全全地走向錯誤的方向，返唔到轉頭。

普選理念好簡單，除了一人一票的相同的投票權，還有平等和無不合理限制的提名權和被提名或者參選權，缺一不可，共產黨未當權時都係咁講嘅。

但人大8.31落閘，令到根本不可能在這個框架以下，達致普選的條件。提委會組成沿用選委會方式不變，雖然兩年多來社會上泛民甚至部分建制都提出了很多擴大提委會代表性的方案，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反而賴泛民提出公民提名，話「浪費」了時間，不過，公民提名當時在社會的確係得到最多人的支持，並且，喂，人哋提出公民提名，你有認真同市民討論過嗎？政府一句唔合基本法就無理會過公民提名的要求啦，浪費了你們什麼時間？ 公民提名以外，其他擴大提委會的方案，你理都唔理，咁就真係被你浪費了！到頭來，最後，政府又一句無時候，竟然可以將討論擴大提委會代表性置之不理。


另外，8.31框架三個條件，互相緊扣，不是你擴充提委會就夠的，半數出閘這個限制就最明顯啦，就算是2-3名候選人這限制，其實都非常之咁辣，數學上可以達到完全操控。所以，8.31框架一出，普選已經被人大判了死刑。

有篩選就係有篩選，最好的例子，就係我一個面書朋友放上網上面的一段片，他收到一個所謂電話民調，佢拍低咗，系統問他有三個候選人會選邊一個，㩒一號係梁振英、二號係葉劉淑儀，三號係梁錦松，咁我朋友三個都唔鐘意，㩒四號，個電話系統話這不是有效選擇，佢再㩒多次，cut咗佢線。依啲咪係有篩選囉！

即使在我們反對嘅8.31框架限制前題下，我們一直都希望有機會討論，談判，即使雙方立場距離遠，但傾好過唔傾，但特區政府一直玩拉布，浪費時間，直到最後。我還記得一月廿一日會見政務司司長，席上要求同中央對話，之後一月廿七日見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重申要求，當時仲以為，過完年左右有機會卦，結果，到四月十五日，政府宣佈第二階段諮詢結果方案前一星期，才有機會同政務司司長再見面，已經唔使傾啦，同8.31框架處理方法一樣，定死哂，同你講聲咋。到五月卅一日先同中央官員見面，其實已經無任何討論空間，講「浪費」，這裡都浪費了四個幾月呀，期間完全無接觸㗎，定係，拉布到無時間，迫我們就範，才是政府原來的戲本？

在一月卅一日一個電視專訪節目入面，講過話如果中央政府可以承諾2020年取消功能組別，泛民要認真考慮，嗱，考慮咋喎，當時，我或許有一絲希望，如果取消功能組別都肯承諾，8.31框架都可能有機會郁下卦。但講咗之後，建制派政黨出來堅決反對取消功能組別，劉兆佳都出來話無得傾，你提乜都無得傾，毫無懸念啦。

更加重要的是，我這個測試，令我肯定，如果我們接受了8.31框架篩選處理行政長官的模式，將來功能組別都會一樣的方式去達致所謂普選，即是連每個功能組別都可以設立更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後再交給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功能組別議員，隨時比現在更差，更不民主，萬劫不複。

主席，近日王光亞主任接受親中媒體的獨家訪問，話「袋住先」係「袋一世」係誤導。辯論表決開始前一兩日先咁講，何必當初，並且，佢哋當時真係咁講嗰喎，最重要係，從未提過8.31框架將來有無得點樣可能修改嗰喎？無。即是說，永遠在8.31框架內所謂「優化」，我剛才講過的同等提名和被提名權利，永遠唔會有。反而，連功能組別都假普選化，千秋萬世，就一定有！

主席，近日我們有一次又一次聽到一句「普選無真假」，咁係唔係「奶粉無真假」呀，有啲議員話要普選更加要銀紙，咁係唔係「銀紙無真假」呀？其實，你話得「普選無真假」，即係已經認咗這個普選方案係假啦！你有絕對解釋法律的權力，你給我假貨，真係我唯一可以做就係唔食你啲假奶粉、唔要你啲假銀紙、假普選咋喎，你反而賴返我這個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學足丁蟹，自己打完人地，反而話錯全部係你錯，唔怪得電視台要重播「大時代」啦！
政府無好好咁聽民意，協助市民與中央政府討論，據香港民意而力爭，無提出過任何可以真正落實到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支持的方案，只係推卸返責任來我們這些無權無勢，只能盡一切努力捍衛我們僅餘的核心價值的普通香港人，更三番四次轉移視線，賴我們什麼綑綁，有什麼綑綁到我們泛民任何一個人？對不起，我們有原則，有理念，有分辯是非的能力，我們有自由選擇，自己選擇了，一定要團結，一定要反對這個假普選方案。

主席，成也民意，敗也民意，但民意係乜呢？今次政改失敗的最大原因，當然係方案係假普選，但同時政府亦可說是講大話講到自己都信，以為最後真的會有絕大多數民意支持，點知，那些六、七、八成民意，去咗邊？

在各項中立的民調結果可見，支持政改的有四十幾到五十一百分點，反對的有約四成到四成四左右，可見香港民意對這個方案係分裂的，即是政府無提出到一個三分之二立法會可以通過的方案，正常做法當然係打回頭做返好佢，我們憑什麼違背民意，好似政府同建制派叫我們咁，勉強通過這方案？強行通過咗，社會只會更撕裂，對社會、對經濟的傷害只會更大，負責任的做法，就係將不合格的方案打回頭！

講到民意，我們過去一段長時間，清楚見到的，是專業、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士，香港的這些社會棟樑，係維持傾向反對方案嘅，大專或以上學歷的人，在三間大學的滾動民調仍然有六成反對，支持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三。年輕人當中，反對方案的持續地佔大多數，更加係明顯。

今次政改之中，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就係專業人士的醒覺。專業人士的訓練、我們的天職和責任，就是以專業知識、良知以行，事事求真，所以是不可能接受這些什麼「普選無真假」的廢話，反而要恪守敢向權力說不的原則，speak truth unto power。過去兩個月，十二個專業團體，包括法律、醫生、護士、放射、心理、精算、教師、社工、建築師、藝術界，和我們IT界兩個團體（前線科技人員和IT呼聲），自發組織出來向市民解釋點解唔可以袋住先，連續個幾月不怕日曬雨淋咁落區接觸市民，令我們這些代表專業界別功能組別的議員，感到非常感動，非常鼓舞，我們多謝他們的努力，他們和平、理想、有學識、有理想、有活力、夠堅持，睇到他們的汗水和堅持，令我再一次見到，我們面對大是大非，我們香港人，係絕對可以令人有信心嘅！

在我們枱上的盒，係12個專業團體收集七千幾位市民的一人一信，我給你看看，係俾所有的立法會議員的，市民的聲音，我俾你哋睇睇！陳鑑林議員好惡毒咁話這個是泛民主派要「捐」入去嘅嘅棺材，你侮辱政治對手習慣哂都算了，唔聽市民的意見都算了，不要侮辱香港的市民，香港這些有心的專業人士！

主席，大前日是英國《大憲章》蓋章定獻八百周年，《大憲章》對西方國家民主發展影響深遠，已經成為「普世價值」，第四十條列明「我們不會向任何人販賣權利或正義，我們亦不會否定、延遲任何人的權利或正義」（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即是統治者接受自我約制，接受法律管束及不能任意濫權，但在我們中國卻變成要人民接受依法治人，國家單方面定出來的法律，是用來約制人民的，延續、擴大黨大於法，國家越強，濫用就越嚴重。有些人常說政改應該循序漸進，首先唔知他們是否想我們再等八百年，比拖延更不可以接受的，是他們根本是把我們帶向相反方向，這也正是我們必須否決這個假普選方案的理由。

咁樣，否決之後，何去何從？建制派說法很一致，好似昨天工聯會吳秋北話，中央與泛民溝通大門已關，好一個「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再埋梁振英最鐘意講嘅"vote them out"。 2017真係一定要得？原來，志不在此，真的目標是搶去立法會的絕大多數，壟斷行政、立法，才可以為所欲為！唔怪得知，我們一直都覺得，政府沒有盡全力做諮詢，無盡力向中央就香港民意作爭取，無盡力做個可以得到廣泛民意支持、立法會通過得到的方案，出咗個爛方案都無盡力游說喎，噢，原來根本不想通過，只係一個局，一個想香港繼續成為既得利益者操控一切的一個局！大家睇到報導，政府、建制可以打哂籠通，小事連會議進程都操控，大事到香港的社會經濟問題，香港人是否想見社會一切決定，權力完全靠攏在既得利益者一方？

不過，雖然很多很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漸漸失去信心，但我們仍然希望修補，當然我們面對最大的阻力，可能正正來自特區政府和這個鬥爭特首，但我們仍然有責任捍衛真正的原本承諾俾香港人的高度自治、一國兩制。

今天，我們否決這個方案，我們心情係沉重的，因為我們仍然未能夠為成功香港爭取得到普選。但我和剛才梁家傑議員所講一樣，只要我們香港人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擇善固執，有一天，香港人會達致真普選，香港的經濟、社會，可以重拾公平、公義、繁榮的正軌，因此，我們否決方案，是阻止香港走上歪路，我們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的下一代！

主席，我反對議案，謹此陳辭。

Speech on amendment to motion on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June 10, 2015

Mr President, I thank the Hon Ng Leung-sing for his original motion so we can have a discussion here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e Hong Kong fac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rticle 109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provide an appropriate economic and legal environmen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Indeed,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is facing strong competition globally, and we cannot rest on our laurels because our existing infrastructures, global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the advantages we enjoy today may no longer be around tomorrow. We must plan for our future.

Ever since and indeed even befor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nounced in the budget speech the setting up of a steering group to study how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financial technology – or fintech – hub,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s well as technology sectors here have been buzzing with a lot of excitement, especially among startup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re the opportunities lie,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or industry need to do better in order to capture these opportunities.

In his budget speec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said that “financial technologies that help facilitate functions such as payme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big data analytics, cloud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and network security can enhanc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help open new mode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Well, fintech is actually much more than that.

Sure, fintech can help enhance efficiency of existing op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fintech will create brand new business models for payment, digital currencies, investment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areas that will disrupt the existing order of things in the industry.

Just think of Internet banks in China, mobile payment insid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the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disintermediation effect that they bring. Obviously, fintech directly challenges the big banks and incumbent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Goldman Sachs predicts that revenues lost from traditional banks to new fintech players will amount to $4.7 trillion US dollars.

Bitcoin is a good example too. It is so easy for regulators and incumbents in the industry to call it snake oil – a haven of scam and even money laundering for criminals – and discount all th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at made bitcoin possible, from the use of cryptography to organize a complex peer-to-peer network that revolutionizes that concept of a ledger to keep track of who owns what and when – instead of a centralized, private ledger that sits in a bank, blockchain,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allows this ledger to be public and distributed widely, thus being both transparent and encrypted at the same time.

That’s why it was disappointing to us when we heard the government’s early comments on bitcoin, focusing on the risks to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but ignoring the need to balance those concerns with proactive regulations to encourage responsi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for new ideas.

Another active area in fintech is crowdfunding, including P2P lending, which clearly can help provide more accessible, possibly cheaper and faster funding alternatives for startups and SMEs. But, development in crowdfunding is also inhibited by regulatory uncertainties, especially the prohibition of crowdfunding for equity.

A recent report by KPMG Hong Kong presented six recommendations for our fintech success:

First, clarify which sectors will be subjected to greater regulatory scrutiny by establishing a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at combines consistency and certainty with appropriate flexibility.

Second, allow greater freedom for financial companies to advertise their services, especially to qualified investors.

Third, build further links to fintech center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emerging free trade zones.

Fourth, increa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pervisory agencies aimed at simplifying the processes of establishing fintech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and guiding them through the matrix of applicable regulations.

Fifth, continue to invest heavily in education, but broadening support to include a greater emphasis on creative subjects, including the humanities.

Sixth, facilitate great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made in March of this year by the UK Government Chief Scientific Adviser, where we can find a few more important suggestions, such as, supporting research on big data, analytics, management of emerging risks and threats,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fintech. The UK report also suggests that fintech modul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relevant degree courses to expose students to the fintech industry and in turn to expose the fintech industry to an educated and work-ready body of students.

The UK report also recommends that regulators should engage the fintech community in automating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 to create a state-of-the-art regulatory reporting and analytics infrastructure. That means applying fintech tools to make regulation and reporting more transparent, efficient, effective and automated. They call it regulatory technology. So, rather than regulations becoming hurdles for fintech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tself will be applied to improve regulatory operations.

Finally, the UK government made it clear that it targets to develop the UK as a global hub for fintech innovation.

These recommendation are the basis of my amendment, calling for policy and regulatory clarity with flexibility, and support for infrastructure, manpower and attracting talents, and encouraging market competition.

Mr President, for anything we do, we should aim to make it an industry and be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e recent buzz in our fintech activities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in recent months, and Hong Kong, along with Singapore, Tokyo and Sydney, are in hot pursuit of London and New York.

But I believe we can, and we have to, do it in our own way. Although we often compare ourselves with Singapore, and, like Hong Kong, Singapore also strives to become a fintech hub, I remember at a recent fintech forum I heard a speaker with strong background in the Asian markets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saying, “Hong Kong doesn’t do the Singapore way very well, and Singapore doesn’t do the Hong Kong way very well.” In the end, do we want control from government, or support?

Clarity of policy from regulators and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will create confidence in the part of the industry. By engaging the industry players big and small, academics and regulatory bodie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nd with thorough and open review, and advance planning to make regulations clear, fair and predictable, we can make it.

Thank you, Mr Presi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