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要做「守財奴」
香港不要做「守財奴」
發展以「創意主導」及「以人為本」的知識型經濟，政府的角色十分重要，因為政府的政策將直接及間接地影響社會環境、基礎建設、產業發展，但特區政府顯得處處準備不足，領導能力不夠，尾巴拉腦袋。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上周在《香港家書》說，香港在每個經濟周期，須要動用近九百億元以上儲備，現在的三千億元儲備不能支持「多個經濟周期」；然而，處理國家或地區經濟與倚靠收入維生的家庭預算，完全是兩碼子的事，國債（雖然香港不是國家）或赤字與你我入不敷支不能相比，從美國首任財長漢密爾頓創出國債起，「不過分」的國債和赤字對經濟是好是壞，並無定論。
乏承擔
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目標應該在調控和推動經濟發展，不應僅在數算錢還有多久用完。可惜，《基本法》第一○七條指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常常受到過分保守的解讀，既然香港沒有結構性赤字問題，只有周期性赤字問題，為了刺激未來經濟生產增長而產生短期收支不平衡，是為香港未來競爭優勢作投資，有什問題？
轉個話題作例子。早前在電視鏡頭前，特首對運輸署引入先進科技處理交通事故進度落後，未能提升通報效率提醒駕駛者避過交通擠塞，公開動了一點氣，也許可加添些強政勵治的氣氛，但引入新科技進度緩慢，又豈是署方單方面問題？就像眾多類似個案般，執行部門既怕推出新服務後無人問津，與私營機構合作時，庫務署又怕不能收回「成本」，甚至要求分人家未來賺的錢，否則又怕會受到審計署責難，結果，同一種守財和缺乏發展意識的行政理念，再次當道。
只要有創意，有決心，實不難化危為機。例如，一直有駕駛者希望能從流動網絡收到緊急交通消息，但礙於香港的短訊收費偏高，令私營機構因擔心成本而卻步，政府與業界又能否「跳出盒子外」想一想，除了短訊之外，其實有其他技術提供除網絡數據費外「用戶免費」的服務（申報利益，筆者的公司就能夠）；長遠來看，為什香港仍然拒絕推動和建立全港無線寬頻網絡？若有全港公共WiFi網絡（未來提升WiMAX），不要說文字交通訊息，直播全港交通攝錄機也沒問題。
一個小小例子看到，原來政府一件事的「不為」，是與財政、科技、電訊等政策緊扣的，運輸政策只是最後執行結果。港府拒絕像全球不少城市推動建立全城無線寬頻網絡，是因為不願意「得罪」3G網絡商，也不像台北市政府主導「無線新都」般看到投資未來，領先無線網絡產業從晶片至手機、從建網至應用的全球無限商機；數年前台北市計劃在信義區作測試，反應冷淡，如果以香港政府一向做法，早已作罷；所以，難怪香港從沒考慮開始過。
這些令我想起《聖經》裏僕人才幹的比喻，主人出國前把家業按才能分銀子給三個僕人，他們分別拿了五千、二千和一千個銀子，前兩個僕人把銀子去做買賣，賺了一倍回來，但那拿了一千的，卻把銀子埋在地下，主人回來後，賺錢的僕人得到嘉獎，但守財的那個，主人連他所有的都奪過來給別人，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把這沒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底子厚
香港的外儲備名列全球十大，比德國和美國都要多，肯定是屬於拿了五千個銀子的那位，既然老天也認同香港有這份才幹，我們與其老在想怎樣加稅減福利這樣曲用「量入為出」，不如積極投資，再公平地讓社會分享回報。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2006年8月7日
posted by Charles Mok @ 10:41 AM
1 Comments:
謝謝林行止先生
http://orangedaysnews3.blogspot.com/2006/08/blog-post_08.html
曾蔭權南洋取錯經
在全城反徵銷售稅、工商業人士周日上街反對浪潮中，平民階級的退休人士似乎仍無所覺，未加入反對行列，其實，銷售稅對他們有切膚之痛，有稅與無稅，富裕退休者並無所謂，一般守着存款、固定投資收入或領取這樣那樣政府援助金度餘年的人，亦墜入銷售稅網，對於這些為了生計（說他們為香港經濟貢獻一生，廢話而已；有誰入社會工作不是為糊口而是要為經濟增長盡力？），勞苦一生的老人，便有點兒不公平了。當然，有關當局也許早有周全計劃，豁免耆英的稅項，但此中要用多少行政費用、有多少漏洞令政府得不償失？有一點未見政府提及的是，徵收銷售稅後，和有牌照的涼茶舖花生檔和其他街邊小販交易都要收據，不然這類買賣都在稅網之外，造成了另一種不公平；可是，那些沒有牌照的個體戶（包括無牌小販和妓女）又如何？這豈非造成很大的混亂，同時鼓勵「地下經濟」的發展？顯而易見，要街邊小販開發票、發收據，別說他們向無這種「文化」，強迫他們做不僅極之麻煩而且不一定做得來，因此極可能把部分小販迫上絕境。八月二日本報第二十三頁盧穎筠的短文〈唐人街的銷售稅〉，要言不煩、言之有物，值得有關當局細讀。
香港稅制對財富累積極為有利，這種有助促進富裕社會的傳統因此要保持；只是港府身家厚重，何必要當守財奴而把全體市民踢入稅網（莫乃光昨天的文章極具參考價值），人為地加深貧富的鴻溝，對和諧社會之締造哪會有幫助？
行政長官不久前赴新加坡工作、度假，看似有備而去，卻在一次公開會見中提出有關開賭問題，露了「空槍上陣」的底。新加坡從來未說過要開賭，不過在度假中心的多元娛樂活動中設有主要供外來遊客「耍樂」的賭場而已。香港的大嶼山如果發展成娛樂城，亦可以有這種基本設施。可惜，一如新加坡內閣資政（英文名稱已改為部長導師〔ＭＭ〕）李光耀去年三月底在香港出席「花旗銀行領袖典範巡禮」上的演說：「香港特首的主子在中國！」（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報第七頁），因此不能「自把自為」；而曾蔭權顯然被李氏說中，他「比較（董建華）年輕，可能學會一些『花招』」。赴新加坡取培養人才經便是「花招」之一，可惜問了一個即使有答案亦肯定無用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曾氏赴新加坡，往管理其外滙儲備的政府投資公司（ＧＩＣ）取經更實際。據七月十一日該局二十五周年晚宴上主席李光耀的透露（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對外公開），這麽多年來，其平均年回報率美元計達百分之九點五、以坡元計則為百分之八點二（這等於說坡元兌美元穩定偏強），這是該局資產從八一年成立時的數十億美元增至「超過千億美元」（據ＣＩＡ資料，去年底該國外滙儲備達一千一百一十五億八千萬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位，次於香港的一千二百四十三億美元）的重要因素。李光耀強調ＧＩＣ管理的資金與該國中央公積金絕對分開。ＧＩＣ的投資成績，較之一流機構投資者毫不遜色！
新加坡外滙儲備的投資業績驕人，香港的又如何？筆者本來希望從八三年十月十五日實施聯繫滙率之日開始為它算算賬，但細看之下，情況甚為複雜，其中既有投資收益與財政盈餘之分、又有外滙基金與財政儲備之別、復有土地基金的撥入等，非內幕客無法準確地計算回報率。港人都知道它管理的外滙及財政儲備達一萬一千多億港元，唯筆者只能以回歸之年年底外滙基金九百二十八億三百萬元為基數，今年六月底該基金為一千二百六十六億元，等於過去八年半每年投資平均回報為百分之三點六五，和定期儲蓄差不多、比任何沒有滙率風險的美元三Ａ級債券孳息遠有不如，真的極之差勁！如果金管局有新加坡投資公司百分之九點五的成績，現在外滙基金應有二千零一十億元！任總裁是港府最幹練的行政人員（他一手締造金管局王國以至金管局有辦法自置物業便是明證），但他的投資取態及在篩選基金經理上，顯然大有改進餘地。
事實上，「國家資金」不可從事高風險投資，新加坡四分之一世紀平均每年的百分之九點五回報，簡直是奇迹，香港不必奢望，然而，爭取平均年回報在百分之五、六的水平（美國政府三十年期債券的孳息水平），絕非奢求，卻已較過去八年半的平均回報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能好好地管理外滙基金和財政儲備，政府還需要把香港獨步世界令他國欽羡不已的簡單稅制和單一稅率複雜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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