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anuary 28, 2015

就《關注審批基建項目撥款申請進度緩慢的問題》議案發言稿

泛民不合作運動,本已困難重重。不合作一詞名稱負面,當市民不了解理由和目標時,加建制派議員又簡單化地計成運動浪費了多少百萬元時,社會只會撕裂得越來越遠。

香港人一向好實際,但又堅持核心價值,就是這麼可愛,但當我們看到香港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民主發展又等了又等,這種無力感是越來越強,是香港面對最大的問題。

建制派話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咁如果反對是有理由的話,又未必是問題的。但從令一個角度看,泛民主派除了反對,可以做乜?香港本已行政主導,當掌權派壟斷權力,看今屆立法會委員會選正副主席已經睇到。少數派(當然,香港議會的少數派在直選加超級區議會席位、以至選票,其實是多過多數派的,就是多得功能組別。咁情況下,這所謂少數派仲可以點?

我們需要的,是reconciliation,和解。但如果要和解,就要一人行一步,但現在議會內只是互相叫對方行出一步,自己郁都唔郁。

因此,市民面對的無力感,亦來自政府的政治高壓手段,夠票就過,高壓到不講道理。財委會、電視發牌、爭取普選等事上,大家都看得清楚。對政府不滿的又可做到什麼,所以才有這麼強的無力感。

香港有好多人不滿政府,不滿梁振英,但我們無法有效監察政府,郁都唔郁得。當然也有很多人不滿泛民,黃絲、藍絲都有表達自由,但如果社會只向兩極走,社會無法不被撕裂。

如果建制派議員關心的,真是從業員的生計,社會和基建的發展,也還好。但今天好多議員發言結果最後都係一句,票債票償,2015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就話踢走民主派,民主派就話踢走保皇黨,市民睇唔到咩?有選舉就有競爭,本身無問題,是好事,但就最好不要利用審批基建項目進度這議題,來爭取自身政治、選票利益。

大家都話,不要阻住民生撥款,但大家得承認,意見可以不同,劃線的位可以不同,例如創科局我爭取十幾年,我真心認為是民生相關的事,而如果大家可以睇遠啲,梁振英唔會永遠做特首。

建源,你說唔明白點解教育次次成為受害者,咁資訊科技何嘗不是?殺局十二年了!被抽起納入財政預算案的兩個資料科技項目,都是你我多年爭取和支持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計劃和資訊科技教育增潤策劃過幾個月一定有,唉,資訊科技界中包括很多學界的資訊科技、工程學者、老師都爭取的創科局就凍過水。可見,我們兩個界別實有不少重疊,這些其實都是全香港的事。

石禮謙議員提出這議案,目的是什麼?如果通過了,就不會再有拉布,還是製造這次發言鬧啲拉布泛民的機會?我諗你不會的。點解唔可以坐下來傾傾?石議員,你同我坐低傾無問題,其他議員呢?但所有議員肯都無用,政府呢?行政主導下,政府唔肯埋檯傾,令人覺得是行政霸道。咁點傾得埋?

所以,石議員議案無處理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如果不能重建互信,分享權力,是無用的。問題不是審批基建項目這麼簡單,社會不肯重建互信,政府不肯分享權力,也是無用。

深層次矛盾不深層次解決,基建工程撥款問題好難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如果解決方法是在2015/2016年選舉報仇(當然,選舉是投票給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社會只會更撕裂。建制派同事如果以為踢走民主派員就解決問題,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我的選票來自令社會更撕裂的策略,我寧願輸。大家可否盡力一齊作此承擔,我不敢說我自己一定百分百做到,不過,can we try?

多謝主席。

Wednesday, January 21, 2015

就《2014年電子交易條例(修訂附表1)令》議案發言稿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2014-2015年財政預算案宣布將會推出電子支票服務,今天是2015年一月廿一日,以那些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裡面宣布的措施來說,得到立法會通過,已經算快了。點解會咁?我估好重要的原因,是傳統紙張支票的兌現交易成本,其實非常高,金管局說,每年香港的銀行要花十七億元,銀行如果可以慳到這麼多錢,難怪他們都想快些推行。

主席,我身為科技界的一分子,我歡迎這個發展,不過,我們自己來自科技界,見得多新的甚至好的科技出爐,但是否成功和得到普及,往往在於各種執行上、運作上甚至法律上能否與時並進、貼近用戶需要等這些很實施的問題。

建議將支票納入條例的適用範圍,限於不可轉讓的支票(即只限付款予特定收款人而非任何第三者的支票),銀行客戶需通過雙重認證才可發出電子支票,即由付款人作出數碼簽署和經付款銀行核證。付款銀行可根據內部支票發出紀錄對電子支票進一步核實,避免收款人重覆存入同一張支票。推行電子支票固然有助提升交易效率,例如對身處海外未能親身兌換支票的用戶,或仍以人手處理支票交收的中小企,將會有幫助。

從銀行運作的角度,電子支票是紙張支票的電子對應本,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確保有相似的用戶體驗。在發出電子支票的付款人方面,他要擁有由《電子交易條例》下認可的核證機關發出的數碼證書,或者付款人銀行可以代其申請及保管數碼證書,但政府推出數碼證書過去十多年都未能普及應用,都可算經典了,這方面我一會再講。

講會用戶體驗方面,現在我可以拿紙張支票到銀行入數,將來我作為收款人可以透過網上銀行平台,及中央存票網站存入電子支票。在運作上,將來如果有人話我唔想收電子支票,就要告訴想發支票給我的人不要向我發電子支票,或者好似當局會答我們問題時所講,不要向付款人提供我的電郵地址,但對好多人和中小企來說,個人或公司電郵都不是為收電子支票而設的,對方早已經有,係唔係都發過來又如何?當局說,支票發出半年後不存入,就會過期失效。

咁即是好明顯,好可能,到時會有不少的混亂。如果付款人下下又要先徵求收款人話收得,才可以發出電子支票,一問一答,來來回回,未必比傳統方法吸引。

當然,這些麻煩可能最初無可避免,亦絕不應該成為一成不變,不肯改變而接納新科技應用的藉口。但顯然未來金管局和銀行向市民提供的支援和教育,將會非常重要,包括在銀行分行的服務,和電話甚至網上的客戶服務,不過如果這些銀行又是要客人等了又等,市民和中小企恐怕不會容易轉用。如果用戶不用,銀行亦慳唔到錢。當然,銀行慳了成本,會否轉介客戶,我諗都凍過水㗎啦。

說回數碼證書這個經典。由2007年政府將電子證書服務外判起,每年發出的個人電子證書只有2007年一萬四千張,逐漸上升到2013-2014年二萬一千幾張,機構證書等亦只是發出每年二至三萬零張,相比全香港個人網上銀行帳戶於2014年6月底有910萬個,企業網上銀行帳戶有82萬多個,可見數碼證書的數目,不足網上銀行賬戶數目的百分之一,即是說以今天的數字來說,已經有數碼證書可以做電子支票付款人的,係少之又少。

點解說數碼證書是個經典?當年2000年開始推出時,我的電腦已經沒有floppy盤的時候用floppy派給我,後來到啲人連CD光盤都沒有時,就俾張CD我,唉,真係服咗郵局。2000至2006年每年發出數十萬電子證書,就是因為發出智能身分證,市民可以選擇將電子證書免費安裝在身分證晶片內,篤到條數就好高了,實際咪又係無人安裝或者用。

點解數碼證書無乜人裝,無乜人用?首先,由採用數碼證書的政府服務開始,已經少得可憐。去年二月我用書面質詢問政府,政府答我全個政府咁大咁多服務,只有41個服務,當中有些服務使用次數比較多,例如海關的遞交進出口貨物報關單和遞交道路貨物資料,這兩個2013年都各有一千九百幾萬和四千多萬的數碼證書的使用次數,即是商業應用上都有幾個例子,但個人市民應用就更差,2011至2013年運輸署的申請續領正式駕駛執照,每年用數碼證書服務的次數分別是36、37和34,可謂慘不忍睹。衛生署的四個數碼證書服務,註冊為藥劑製品進出口商、申領獲授權毒藥銷售商牌照、申領列載毒藥銷售商牌照,和申領危險藥物批發商牌照,2011至2013年使用次數是零,一次都無,另外兩個服務到2013年才發市,各得一單咁大把。

我用數碼證書的例子,是要說明兩點。第一,電子支票要普及,首先要有人肯發,再有人肯收,而肯發,肯以電子支票付款,數碼證書要更普及,但你看其往績,點可以有信心?銀行、金管局、政府會做些什麼推動不只是電子支票,更會做些什麼推動數碼證書?近幾年每年只發出幾萬張個人的數碼證書,你去郵局拿張申請表,這張你看看,啲字咁細,仲要首年登記費50元,如果使用電子支票可以幫銀行慳咁多錢,銀行會否協助簡化這申請過程,甚至補貼這登記費用?

主席,第二點我想籍數碼證書說明的,是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電子支票成功,要從數碼證書過往的失敗學習,沒有應用,沒有方便的使用方法,就不會成功,浪費的不只是錢,更是時間和機會。

另外我亦想就《電子交易條例》的發展表達意見。條例2000年訂立,2004年作過修訂,已經超過十年前,今次的修訂只集中推出電子支票的相關條文,這方面問題不大,但整條條例是否已經有需要更新的地方,引入其他配合電子商貿發展需要的條款,例如我提過多次關於加入現時電子證書沒有包含的時間戳(time stamp)的法定要求。

時間戳是由可信的驗證機構簽發的電子憑證,能證明電子文件在某個時間已存在、完整而可驗證。具備法律效力的時間戳可以防止篡改和事後抵賴,確定電子文件產生的準確時間。時間戳在電子認證上除了有時限認證和防冒功能,也能間接推行無紙化,能切實節省行政成本。舉例如告票、傳票、投標書等法例上仍未適用電子版本的文件,亦可透過時間戳認證,節省遞交實體文件所需的資源。

政府至今給我的答案是,現行條例不排除數碼證書加入時間戳,事實上有些應用的確有加時間戳,今次電子支票其實亦有時候戳,但政府有時又話問過市場無需求,但我問過業界,他們又話有法定要求會是好事。

當局自二千年訂立《電子交易條例》以及曾在2004年提出修訂後,至今已經歷十年但法例卻未有適時更新法例,追不上國際社會的步伐。不少鄰近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台灣與澳門等已將時間戳加入電子證書要求,當局應參考國際上電子交易的新趨勢,引入有關條文加強電子證書認受性。事實上,多個國家例如新加坡、紐西蘭(於2010年)、澳洲(於2011年),甚至馬來西亞(早於2006年)已經立法將時間戳加入電子證書要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2001年發表《電子簽署示範法》(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Signatures),當中亦同樣建議各國立法在數碼簽署中包括時間戳。

所以,我的問題仍是,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對《電子交易條例》進行諮詢?的確,在立法會我們看到,我們對一些明顯有需要檢討諮詢的法例,我們問政府,他們一定話無問題,不用檢討,無計劃諮詢,我不知道他們在忙些什麼。所以,香港在2000年就電子簽名立法,本來是較早立法的地區,但政府在立法後總是不肯更新,於是新車變錢七,其他國家地區後來居上,單單都係咁。政府可唔可以改吓嘅呢?

主席,我支持今次的修訂,但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檢討《電子交易條例》。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Wednesday, January 07, 2015

就《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議員議案的發言稿

主席,多謝易志明議員提出今日的議案。今天議案題目很闊,時間有限,我主要集中講兩方面,智能運輸和應用新科技,以及行人專門區及空氣質素。

參考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報告,有關運用新科技管理交通方面,當年政府建議的已經提及智能運輸系統,包括監測交通流量、導航、提供即時交通資訊等。不過大概當年也無法想像現在人人手上都有一份智能電話,透過手機應用已經可能掌握大部份交通資訊。但之前說過要做的,有什麼成果?運輸署開發的智能運輸系統,可謂一波三折,至今仍然缺乏普及應用,但科技和市民對科技的認知,已經一日千里。

反觀外國,智能運輸系統已經達至提升環保效益的層次,節省運輸成本和減少廢氣排放。外國的智能城市,例如西班牙的巴塞隆納,當地的智能運輸系統能監測閒置街道泊位的位置,實時向司機提供資訊,便可以讓駕駛人士省卻尋找泊位的時間和燃料,亦減少尋找泊位時造成的擠塞。

(至於易志明議員提到巴士站的實時班次資訊,台灣等地其實已經有例子,不過香港才剛剛起步。有業界的朋友反映,提供實時班次資訊方便的是乘客,但對營運商提供班次並沒有直接影響,所以運輸業界而言沒有太大誘因去推行。所以,其實很多智能運輸的計劃推行要政府與業界合作推行,才能加快普及這些便利市民的智能交通應用。)

至於私家車內的導航系統方面,我聖誕新年時候在美國,架架車都有,但在香港,有都要你拆除,車才可以落地!所以去年有車主聯絡我,點解香港咁落後,我就在去年十月問了政府一條書面質詢,關於車輛內安裝視象顯示器,因為根據《道路(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374A章)第37條的規定,有多項限制,令新一代系統被禁止在香港使用,窒礙這些科技在香港的發展。

但你估政府點答?又是說沒打算修例,但答案竟然說,新一代的資訊系統,不論是否互動式控制,只要視象顯示器附合規例要求,就可以用啦,咁都得,真係服咗你!規例過時,你就話,跟我規矩就無問題啦,唔會過時,你知不知道在說什麼?答案hea到,真係服咗你!

什麼都賴道路安全,香港的司機技術比人差嗎?的士司機面前十部八部手機又如何,你捉到咩?反而新系統就要拆掉,車才可以落地!政府政策如此落後,還說要發展創新科技?

今天易志明議員要求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副局長你卻一口說無計劃做研究或檢討,咁唔駛請你們啦,我認為根本不應該分開第二、三、四次做檢討,應該不停地、持續地做!

主席,除了講求運輸效率,汽車廢氣排放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雨傘運動結束,夏慤道、彌敦道、軒尼詩道,所謂的回復正常,就是塞滿車,充滿廢氣。佔領期間,我差不多每日都步行回立法會,行路比坐車還舒適,空氣亦好得多。全港有三條主要幹道被劃成「行人專用區」的情況下,全港的交通都沒有好似當初那些反佔中人士的靠嚇,例如說甚麼倒塞隧道癱瘓全港的情況出現。

南華早報在九月三十日報導,空氣質素健康指數(AQHI)在中環、銅鑼灣和東區都跌到新低水平,根據環保署數據,由佔領開始前的九月廿八日星期日晚到第二日星期一上班繁忙時間比較,在銅鑼灣、中環、旺角的二氧化氮水平,全跌了一半。在佔領期間我一直盡量行路返立法會,空氣質素真的好了,但到佔領完結後,我那天一行上海富天橋已經聞到哂的廢氣。

但在佔領結束後,南華早報在十二月十七日報導,污染水平就"back to normal",但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正常呀!健康空氣行動錄得,佔領前後比較,旺角的PM 2.5水平升了42.3%,銅鑼灣升了55%,中環更升了83.3%。

其實佔領運動間接以實驗證明,是行得通的,健康空氣行動亦一直建議在中環德輔道中電車路闢為行人專區。但可惜政府的運輸政策,例如在十一月月提交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都只側重改善服務,卻無視低排放交通規劃的迫切需要。

事實上當局在應對佔領行動上的反應的確很快很果斷,甚至能迅速修改路面配合改道(,例如告士打道舊灣仔警署外便拆了部份行人路,開闢了一條小路供車輛駛入內街)。足以證明當局只要規劃得宜,肯作承擔,即使劃出更多行人專用區也不成問題。

主席,本人謹此陳詞,希望當局會考慮各位議員提出的建議。

Friday, December 19, 2014

就《增加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議員議案發言稿

主席:

雨傘運動暫告一階段性段落,很多人都忽然關心年輕人,特區政府、梁振英、董建華、林建鋒議員等等,都大講青年向上流動,想減青年怨氣。但年輕一代提出的訴求,是否有樓上、有人工加,甚至有書讀,就解決到?這些說要解決年輕人向上流動難題的人,真的解決得到這問題嗎?抑或他們其中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些人知不知道,出來抗爭的年輕人唔係因為個人前途和「向錢看」而上街, 而是為了追求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和政府。

的確,眼前的現實是,雖然香港年輕人的學歷水平提升,但平均收入卻在下跌,而且拉開了收入差距。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近日發佈的研究,比較2001-2011年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組別的工資增長差距,結果發現『高級專業人士、行政及管理人員』有超過六成的人工增幅,大幅拋離其他工種類別,專業人士都只得三成增幅、非勞動僱員和技術性勞動工人只有幾個百分點,而且,越年輕工資增幅差別就越大。

議員和啲高官順口、開口埋口都講獅子山精神,話係你啲後生仔唔肯挨,田北辰uncle話,做快餐店都可以發達㗎,但本地青年自己最清楚,教育水平和勞動力回報不成正比 。新一代看不到前路,是整個社會機會少咗的問題,你估佢地睇唔到,唔知道?有國際經濟學家進行數據分析發現,貧富懸殊和收入不均等是全球及本地經濟,甚至整個資本主義出現結構性失衡所致。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將21世紀形容為「全球化的世襲資本主義」。他分析多國的資本和收入,發現最近三四十年以來社會不平等狀況迅速惡化,教育系統亦不足以促進社會流動。特區政府常強調經濟增長帶來點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會令基層市民和青年受惠,這論述逐漸站不住腳。

林建鋒議員昨天發言時,好明顯地將年輕人的訴求去政治化,好似你俾樓佢哋住,俾佢哋創業,就無問題啦,還講道創業幾咁艱難,我又反而見到從來未見過那麼多的年輕人在科技界創業,雖然我知道他們仍然面對很多問題和挑戰,但不是林議員講到咁負面喎,不過,實情是很多年輕人創業正正是不想為大集團賣命,他們要命運自主呀!建制派和香港政府,都不願意面對年輕人的訴求,仲喺度自己呃自己。

主席,年輕人向上流動,在今天這個資訊世代已經不可能只講在經濟上向上流動,還要政治向上流動!林建鋒議員話吸納多啲年輕人入去諮詢架構喎,你請周永康、岑敖輝、黃之鋒入去中央政策組啦,你會咩?你拉佢哋坐監就差唔多! 不過我想你請他們都不會入,因為他們要的是真普選,要的是分享政治權力,不是入你的諮詢委員會。

我八月時在土耳其參加國際會議時,認識了一位德國海盜黨的歐洲議會的議員Julia Reda,她今年廿八歲,她創立歐洲青年海盜黨,她說快三十歲,要被踢出青年黨部了。陳為廷在台灣廿四歲都選立委啦!年輕人好知道他們要什麼,他們要民主,要社會公平;他們會問,歐洲得,台灣得,點解香港唔得,中國唔得?如果你說,基本法唔俾,中國憲法唔俾,佢哋會話,基本法和中國憲法不合理囉,佢哋唔接受囉!你點加強宣傳洗腦都無用。

相反,你們說要給年輕人上流機會,你估佢地傻嘅咩,你話俾就有?你俾得到嗎?你們這些董建華、功能組別正是問題的最大部分,正是不肯給年輕人一個公平社會、民主、公義的既得利益者,你估年輕人唔知咩,仲信你們會幫他們向上流動?政治不公平,經濟和社會資源分配也不會公平。

近日有些人為了維護一些極權政治,竟然話要「放棄部份年輕人」,就是工聯會的吳秋北。真的罪犯,社會也不輕言放棄,工聯會的吳秋北將這些未定罪,大部分甚至未經檢控的年輕人,已經話放棄,要不要驅逐出境呀?放棄!工聯會的吳秋北說這些說話,除了為了取悅強權,更是有意挑起更大的社會矛盾和撕裂,其心可誅!香港不可以放棄我們這些有理想、愛香港的年輕人,要放棄就放棄這些好像工聯會吳秋北的人。

人類歷史,每一代比上一代進步,從來沒有停止過,科技、文化、政治一直進步,以前未停過,以後也不會停,這是歷史定律,時間自然會放棄不肯包容、接受下一代的人。

主席,我謹此陳辭。

Wednesday, December 10, 2014

Catch-all cyber law threatens Hong Kong's freedom of speech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freedom of online expression have often been touted as among the cornerstones of success for Hong Kong's ICT industry, and the reason that many global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data centers have chosen to base their facilities here. Yet, when we think about challenges in cyber law, we tend to focus on issues around hacking, network intrusion or data theft—but neglect the ambiguity in online freedom of speech.

A case in point i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Citizen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are mobilized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related activities and actions, via different platforms. Their actions have been widely reported and even celebrated by international media. However, on October 18, a 23-year-old Internet user was arrested under the charge of “access to computer with criminal or dishonest intent”, for allegedly posting messages at the HKGolden online forum telling others to join the demonstration in Mongkok and obstructing rail services. Since then as many as fourteen other were arrested under this charge, sending shockwaves to local Internet users.

What does this offence "access to computer with criminal or dishonest intent" actually mean? According to Legco minutes, originally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f the offence was to counter preparatory acts prior to committing a fraud or hacking with access to a computer. Thus, it is a narrowly drafted computer crime law added as Section 161 to the Crimes Ordinance back in 1993. Conviction can lead up to a maximum of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But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and broadly used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gradually expanded the use of this offence beyond preparatory acts of fraud or hacking activities to cases involving indecent acts, making of lewd or obscene recordings, selling of unlawful electronic goods, as well as—unfortunately—targeting online speeches.

The police routinely makes statements about "laws in the real world" also apply in the cyberworld. Why don't the police then apply the same laws from the real world in the cyberworld, instead of using the “narrowly drafted, but broadly used” Section 161 in rather arbitrary ways?

I must emphasize that those who are accused could very much be "guilty", but the issue is that any accused individual should be charged with a crime that is specific for his or her alleged illegal act. A catch-all offence or an offence used in a way that has deviated from its original intent would be grossly inappropriate and indeed against the very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This is why for the past two years I have been demanding prosecution details on the use of this offence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for patterns of wrongdoings. But the Security Bureau is still refusing to provide anything more than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claiming that the bureau "has not kept such information." I am now demanding the Secretary of Justice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o build more public awareness and concern about the misuse of this Section 161 offence. So, I started an online petition campaign to urge the police to stop using this offence that deviates from its legislative intent, and to demand the government to review this outdated law immediately. The campaign ended on 14 November with over 5,000 signatures.

An open and free Internet is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y modern economy, making it easier to launch new ideas, innovation, and even advancement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affairs. We—as IT professionals, responsible citizens and users of the Internet—should protect it from being eroded.

From Viewpoint column of Computerworld Hong Kong, December 2014

Sunday, December 07, 2014

Letter to Hong Kong: The Sunflower and The Umbrella

I was in Taipei last weekend, once again watching another major election taking place in Taiwan. This 2014 nine-in-one election of Taiwan returned more than ten thousands elected officers, from the six municipal mayors, to county or city mayors, as well as municipal and county councilors, township chiefs and councilors, chiefs of villages and boroughs. All in all, it was a major exercise and demonstra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only Chinese democratic region in the world.

And how politics have changed in Taiwan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the atmosphere on the whole island was so tense before the election that taxi drivers couldn’t stop talking to us, the passengers, about their political views and how they felt about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at were the blue and the green respectively. But you know what it was like this time? When I was in a taxi on election day, and we told the driver that we were in Taiwan to observe their election and asked if he had already voted, he said, “No, I don’t plan to vote today.”

Does that reflect growing apathy? No, I actually think it reflects a new level of maturity and stability in Taiwanese politics. Election day is just another day. Ruling parties can be swapped in and out of power. So if you choose not to vote, that may be a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itself. In retrospect, the defeat of the Kuomintang this time can be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ir supporters not turning out to vote for their candidates, rather than switching to support the DPP.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still think Taiwanese democracy means chaos and fistfights in their legislature, using that as an excuse against implementing more democracy in Hong Kong. That is far, far from the truth, and is possibly a myth used by certain people or factions to purposely mislead Hong Kong people.

Yes, democracy cannot solve all problems, but it is still the fairest and most stable political system. The ado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Taiwan is a great example of making society more stable, in spite of the difficult economic challenges Taiwan has been facing.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by its young people in this election, making their voices heard and their impact felt, is most impressive.

As we look at Taiwan today, one cannot help but compare their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with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The Sunflower Movement lasted for 31 days, but the Umbrella Movement is already more than double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its duration. Within 31 days, the students in Taiwan successfully fought for concess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yet, in Hong Kong, this increasingly is becoming an impossible task, which means that it was Taiwanese student leaders to convince their occupiers to retreat.

Bu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stead refused to talk or even move an inch in its position, against the call for true universal suffrage and a repeal of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on August 31. Instead, our government waited for the obstruction to cause enough frustration among our citizens to turn the tid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ir favor, in a sense, successfully diverted the attention of most people in Hong Kong from constitutional reform to a traffic congestion and local business issue.

When we discussed with some of the students and civil society advocates in Taiwan, it was clear that they knew that they had to be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long run, and in order to sustain such a social movemen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ould be to sustain the support of public opinion, rather than what to do to escalate or merely prolong the occupation. They also learned from experience how an attempt to escalate by occupying the Executive Bureau ended up backfiring in public opinion support.

In our exchange with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Taiwanese student movement, two comments impressed me the most, and let me share them with you. The first one wa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atures of the occupations. They said, “In Taiwan, we occupied space. In Hong Kong, you are occupying time.” The second statement was more directly about how to end a phase of a long-term movement: “There is no best moment to retreat, only a worse and even worse time to leave.”

But anyway, despite the wid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experience and maturity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is increasingly evident. We both face similar problems. In Taiwan, people no longer seriously talk about independence, while in Hong Kong we ha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that as an option. Instea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China for both Taiwan and Hong Kong through those so-called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other policies are not bringing economic benefits that can be fairly shared by all people. Young people see that opportunities are dwindling right in front of them, and these clos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seem to merely line the pockets of the richest few.

So that’s why when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Taiwan made a comment to query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 asking, “Can you eat democracy like food that you eat?” The young students responded by saying, “Food without democracy does not taste good.” This generation believes in choice, making their own destinies and not simply following orders of power. They make things happen and they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Any government or political group that tries to ignore this trend would only make enemie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hastening its own demise. An example is that, when we asked people in the Kuomintang in Taiwan about how their election may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y said they did not see any impact. When we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to the DPP, their answer was a resounding yes, and then they gave us a long list of examples. And you see who won this election by an overwhelming margin.

If democracy can strive in Taiwan, one day it will happen in Hong Kong too, if we keep the faith, fight the good fight, and return the movement to the people, by putting people first – listening to them and helping them see that justice, fairnes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re important for them and their children. If democracy can strive in Taiwan and one day, Hong Kong, eventually it will change China too.

Thursday, December 04, 2014

就關於警方於旺角協助執行禁制令及處理公眾集會的手法的休會辯論的發言

主席,我昨日下午到晚上一直在聽各位議員同事就這個關於警方自11月底在旺角協助執行禁制令及處理公眾集會的手法的休會辯論,我感到的,是香港遇到這麼大的挑戰時,我們議會的議員和代表政府的官員,大部分仍然沒有正視我們面對的問題,以我們各自的政治立場來定我們講的說話。

反對佔中,就一定要百分百支持警察,無論他們做了什麼。支持爭取真普選,就要百分百支持任何程度方法的抗爭行動。這件事件是這麼簡單的嗎?

大家試吓客觀些地看,在這兩星期至這幾天新聞片段所見的,而主席,請容許我舉出部分例子可能並非來自旺角的衝突,而是來自週末金鐘的衝突,不過很明顯警方的處理手法和部分警員的行為,都是一致的,是同樣地忘記專業操守,情緒失控,使用過度暴力,即使是在挑釁之下的,也不適當,但我們亦從報導和畫面中看到,極可能部分出現的暴力,並非是在挑釁後才發生的。

當然,我絕不是說所有的警員都是如此,但的確有發生過的,大家這兩天聽到議員舉的例子,在腦海中可能重現大家在電視機或者電腦螢幕前看過的畫面:有人說過,拉女示威者返差館強姦,無論當時情況是怎樣,這樣的說話,可以接受嗎?講吓都唔得,想吓都唔得呀,仲點可以當無事?

有一位警司對住頭揼揼正在離開的市民,隨手一棍毆落去;揸住警棍的人,特別是高級的警官,一時忍唔住,可以接受嗎?這分明是主動出擊,絕對不可以接受這樣出手,想吓都唔得呀,仲點可以當無事?但警方可以安排突然提早退休,是不是因為自己人做事是不會錯的,否則,就會影響警隊士氣。

昨日的新聞片,講述了不少被補者的待遇,天冷啦,警察還要開風扇吹他們,無被蓋,只有垃圾袋,有朋友問我,啲警察是不是心理變態,還是他們睇得啲八十年代講返六十年代的警察港產片多,話已經算對你們好了,還是他們根本仍然是這樣對啲犯人的呢?這樣的野蠻行為,可以接受嗎?想吓都唔得呀,竟然在廿一世紀的世界國際城市香港發生?

但局長昨天的發言,真的令我覺得,已經昇華到一部環保錄音機的地步,因為他不只講來講去都是那些,並且今次講同上次講都完全一樣才是夠哂循環再用,機是錄音機,播完可以再播,帶都不用在錄過,可以再用,夠哂環保呀!我們在辯論的,是警察處理手法,是否過度使用暴力。局長環保錄音機一直在講的,佔中六十幾日影響市民生活,一路講這個故事講到禁制令,所以警方是有權協助執行禁制令,而禁制令不影響警方執法的權力,咁就可以用過度暴力嗎?可以合法打人嗎?當然不是全部警察都是如此,但即使是少數這樣做,就可以接受嗎?

之後,局長一直只講這些人是非法集結,是激進人士,幾錯幾錯,所以警察是幾啱幾啱,合法使用法律賦予的權力,還已經用上最大的容忍,所以,他的總結是,示威者令全香港付上最高昂的代價。局長,我們的辯論是警方處理的手法和使用的暴力,不是佔領運動是對是錯!這是不是說,阿許Sir日日叫你們不要去旺角,你還去,已經是抵死,打死罷就,抵你自己要用身體付上最高昂的代價?

但旺角始終是市區的一部分,有很多人的確有需要去,甚至返屋企,但有些警察點做?搜身、查袋、企在路邊等朋友都要驅散,我們看過一段新聞片段,在旺角街頭一個轉角位,有市民問警察:「前面發生乜事,安唔安全?」但警察都唔正面回答佢,一路叫佢走,那位市民最後無奈地講了一句,「我住呢度㗎...」到底真正佔路擾民的是誰?

局長,你不肯正視存在的問題,但至少你在發言中沒有說過這些鏡頭裡看到的沒有發生過,或者只是個別事件,這是否等於已經默認,不過,你仍然是在轉移視線,問非所答,其實就是我上次在立法會就警方行為發言時所講過的,警方已經有一種敵我的心態,自己永遠是對的,對方、給我麻麻煩的,就是敵人,用任何手段對付都可以。我再次呼籲,保安局和警方要正視這種非常危險的文化的存在和擴散,我真的非常恐怕會成為一個令社會更不穩定的毒瘤。

我不否認有亦示威者用過度的暴力,我本人亦不認同這種衝擊行為,但即使是這樣,就可以對他們用暴力嗎?就可以向在離場中的人士發洩一下嗎?就可以對來幫手搵人的大學教授都照打照拉,這樣可以容忍嗎?罪犯都不可以這樣對付啦!這種行為,就算是反佔領行動的人士都不應接受,我亦認識有不少反對或對佔領行動的有保留的朋友,都是這樣的想法。

主席,警方的這種心態,和局長你、警務署長、政府以至建制派,事實上是在漠視公義,撕裂社群,為的是什麼?是政治的好處,這樣對解決衝突,解決佔領問題,解決政治問題,有用嗎?

有建制派議員甚至說,你們說有人打你,咪投訴囉。咁我們立法會議員就基於自己政治立場,視而不見?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立法會的責任是監察政府,監察行使公權力的官員、政府部門,包括警察,明顯的是,警察手上的公權力、擁有的武力裝備等,與市民是不對稱的,我們作為人民在議員的代表,當然應該首先保護普通市民的權利,監察任何的濫權,當然如果有對警方失實的指控我們亦不能接受,但係電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就不要賴是人家剪接過的,總之我們就是要公平面對和處理在政策上,監察政府和執法部門出現任何濫權的情況,帶來公平、平衡的局面。

相信和希望警察可以繼續或者可以重新申張正義的人,以為擁護他們心目中的所謂法治,就盲目撐警,就可以令到社會穩定,其實,我希望提醒他們,事實是不會的,只會令社會更加不公義,更加撕裂。

美國第34任總統艾森豪講過,"Though force can protect in emergency, only justice, fairness, consideration and cooperation can finally lead men to the dawn of eternal peace." 雖然武力可以在緊急情況下提供保護,但只有公義、公平、體諒和合作可以最終把人,帶往永恆的和平。

局長,你有無這樣的量度,還是都像那些自己控制唔到自己的警員一樣,不敢面對自己的不足之處,死撐自己絕對是正義的化身,這樣是對的嗎?

「不要以惡報惡...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馬書第十二章。

亂局不是政府一邊呼籲撤離,一邊用棒打用催淚水驅散示威者就能夠解決的,因為政府本身才是亂局的開端,警察只是磨心。所以政府不要再縱容警察違規,利用警察打壓市民,這樣拖下去,保得一日不能保得永遠,只會激發更大的矛盾。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